斯坦纳巧妙地将哲学家与诗人的互动比作双人舞，这无疑是一种台前与幕后、揭示与遮掩、存在与感知的关系。当论及“存在”时，斯坦纳写到“存在的脉动总是被表面的、常规的、有序统计的现实掩盖或扭曲，只有诗歌和艺术才能使这个连续体被感知到”，这或许是存在主义美学式的表述，但不可否认的是诗与哲学都需要超越现实，这解释了斯坦纳的诗性立意所在。

　　哲学和诗的纷争由来已久，最知名的莫过于柏拉图抨击诗人，他把城邦的王冠留给了哲学家，诗人则被逐出理想国。虽然柏拉图亲手制造了哲学与诗歌对立，但柏拉图论说的气质却全然是诗性的，从而开启了用诗性文字捕捉哲学感悟的历程，其后学不计其数。斯坦纳一针见血地指出“一切思想皆始于诗”，这一论断绝非无的放矢，《思想之诗》正是基于哲学发展历程中哲学与文学的同频，在整体性的跃动中把握哲学论证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微妙关系。

　　在斯坦纳看来，哲学表达的是生活语言难以言说的，而文学恰是一种不需遵从现实规律的假定真实，它在表述人类精神时先天地具备“可见的不可见性”（黑格尔语），因此哲学需要文学的驰援。这一理念在谢林的《先验唯心论体系》里达到极致，文学被赋予某种本体性的意味，他说：“哲学就象在科学的童年时期，从诗中诞生，从诗中得到滋养一样。”这类似于孔子的“不学诗无以言”。谢林的论述直接影响启迪了斯坦纳。后者认为哲学的魅力在于“抒情与分析的融合之中”，纵使是质疑一切的马克思也从未怀疑过语言与文字的表述能力，如果将哲学泛文本化，那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视为“对世界的阅读”，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可以被视为一部思想史诗。是的，一部哲学论述若充斥着抽象的观念与思想，必然会对读者产生艰涩的排斥和疏离，而伟大的思想绝不会脱离语言存在。

　　斯坦纳巧妙地将哲学家与诗人的互动比作双人舞，这无疑是一种台前与幕后、揭示与遮掩、存在与感知的关系。当论及“存在”时，斯坦纳写到“存在的脉动总是被表面的、常规的、有序统计的现实掩盖或扭曲，只有诗歌和艺术才能使这个连续体被感知到”，这或许是存在主义美学式的表述，但不可否认的是诗与哲学都需要超越现实，这解释了斯坦纳的诗性立意所在。

　　20世纪阐释学的兴起使文学领域格外关注哲学，马舍雷在梳理20世纪文学与哲学关系的过程中提出“文学哲学”这一概念，斯坦纳也论述了文学与哲学的久别重逢，一方面，文学很难拒绝哲学的深意，哲学里也充斥着文学的诗性；另一方面，文学借助哲学来反映世界，而哲学又需要文学提供某些灵感。它们互引互证，诗对于作品意义的生成起着“倒逼”和“反推”的效用，在阐释学的文本体式中，理解构成了二者的通约，它们可以相辅相成的把握世界。我们可以将这种文学哲学兼容的状态称为“本体论诗学”，反之，我们也可以理解哲学理论在文学文本阐释时大放异彩的原因。

　　《思想之诗》将论述重心放在语义和语境中，引用文学手段对哲学作品进行文本化的分析，书写晦涩隐喻的赫拉克利特、可与莎士比亚媲美柏拉图、极富文学才华的笛卡尔、“雅典式哥特风格”的黑格尔、以文胜质的伯格森、将格言融入生命的尼采、维特根斯坦的“语言游戏”、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之家……在对他们的论述中体现出诗与辩证法的张力。可以说，一部作品不可读，是因为缺乏“灵魂方面的思维能力”，同理，一部哲学著作难以理解则是因为在语言上缺乏雕琢。

　　文学为世界的复杂性与思想的主体性之间提供了缓冲，而基于文学的视角，斯坦纳对诸多哲学家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，诸如“完完全全是诗意的”《哲学研究》，作者始终分析的是“蕴藏着的另一个文本”，这种审美上的不可言说性也让《思想之诗》具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。当然审美不是用来理解的，斯坦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哲学的新思路——即刻进入语言，感受哲学命题，即使是错误的依然保有价值。

　　在鲍姆嘉通看来，“诗就是一种完善的感性谈论”“诗人则只能欣赏诗意的人”，在《思想之诗》里，文学是哲学家的“保护神”，是解释哲学的不二法门。我想，哲学家需要迷狂时的喃喃诗语，斯坦纳也是如此，其随笔式的表述有激情有深度，在论述核心观点时他不拘于某一学术范式，而是进行“百科全书式”的哲学索引，让人不觉沉闷，这一切的张扬与超越都构成了“思想之诗”的注脚。当然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只是表象与隐喻的一环，认识世界绝不限于文学这一镜像，斯坦纳则是在绘画、建筑、数学、美学等诸多领域作出摘引，使《思想之诗》完成了直面人精神生活的“人文主义”的归复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能指与所指、语言表达与实在、言辞与可交流性之间的对话贯穿了哲学的历史，然而在斯坦纳看来，它们已在全球化与现代性扩张的今天土崩瓦解。斯坦纳认为“语言与现象、与我们日常语境的普通关系已经变得近乎幼稚”，当技术抢夺了言语的核心时，世界未能按照理性的轨道安稳前行，有几分“言隐于荣华”之意味，斯坦纳直言“不朽的丰碑已经作古”，他是如此的悲观。对此，斯坦纳预言“最可能存活下去的是混合类型”，这不禁让人想到文史哲不分、诗乐舞一体的中国传统，似乎它们是“思想之诗”有力引证，也许在“后语言或后文本”的哲学时代，彼此连通、一通百通的中国哲学将隆重登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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